央企混改酝酿年内扩围 联通经验能成电信业标杆

据凤凰卫视报道，在2025年6月闭幕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来自170多个国家的代表达成了《尼斯海洋行动计划》，提出800多项自愿承诺，并推动《公海条约》加速生效，向“到2030年保护30%陆地与海洋”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然而，现实依旧严峻，全球仅约8.6%的海洋被正式划为保护区，真正得到有效管理的不足3%。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王敏幹做客《风云对话》，解析全球海洋保护的进展与隐忧。

王敏幹：加快立法与划设以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

主持人 朱梓橦：

全球在实现“到2030年保护30%地球陆地与海洋”的目标上仍面临巨大挑战。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加速海洋保护区建设？

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 王敏幹：

我们要赶上达标，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立法，而这通常是耗时较长的过程。我们亟需制定新法，尤其是专门针对海洋保护区或物种保护的法律。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马上通过生态敏感区测绘，例如沿岸生态系统的卫星测绘，来遴选潜在的海洋保护区。我们还需要组建海洋保护区监测团队并开展系统培训。这样到2030年时，我们便能拥有一支高效的专职队伍及明确的法律地位。

除传统海洋保护区外，我们还可采用“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这类区域不属于常规保护区范畴，如军事管制区、特殊限制区或石油设施禁区等，但可以划定为限制区域并纳入保护网络。这种做法将有效加快实现30%的保护目标。以卡塔尔为例，该国已将部分石油设施限制区或军事服务边界区纳入这类保护范围，这些区域均可按“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纳入到30%的保护目标中。

主持人 朱梓橦：

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海洋生物保护中的角色？在保护鲸鱼、鲨鱼以及其他大型物种方面，中国有哪些具体举措？

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 王敏幹：

中国早在1988年就颁布实施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鲸类、多种鲨鱼、儒艮等联合国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名录中的濒危物种予以保护。1996年，中国还禁止了拖网捕捞，这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渔业作业方式。此举改善了沿海水质和海洋环境，渔获量也有提升。这些成功实践为各国提供了范本——我们应当鼓励更多国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高效法规并强化执法力度。中国通过渔政部门的常态化执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实施休渔期制度方面。这一举措至关重要，能为海洋生态系统提供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使其得以自然恢复。

中国还推动达成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积极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协定。作为全球引领者，中国完全有能力带动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我们正在推进的海洋环境保护与气候行动。中国可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若能培养更多青年代表进入联合国各机构任职，必将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

王敏幹：香港陆地保护已达60% 应将焦点转向海域保护

香港南部海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王敏幹教授多年在此开展研究，并倡议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提出以鲸豚观赏、可持续渔业等模式，激活“蓝色经济”。随着粤港澳在禁渔期、生态旅游等方面合作深化，香港也迎来重新定义自身“海洋身份”的契机。

主持人 朱梓橦：

目前，香港受保护水域的面积尚不足10%。能否请您谈谈保护香港海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 王敏幹：

香港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地区，尤其是在沿海开发和填海造地等方面已有逾百年的实践历程。因此，在发展和保护之间，特别是海洋保护方面，始终存在博弈。过去，政府决策在商业层面上更强调经济效益，但现在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因为当我们进行填海工程时，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改变。所以，现在是香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如此快速地向海洋“索地”？因为在陆地方面，我们已有60%的面积划为郊野公园，远远超过了联合国提出的30%的保护目标。况且当前海洋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远远落后于目标。从现在到2030年，我们要增加24%的海域保护面积。

因此，我曾提出将香港南部约占24%的水域划为潜在的海洋保护区。早在1996年，当我们第一次设立海洋保护区时，渔农署就已经委托开展了渔业研究。研究报告指出，香港南部水域是鱼类的繁殖地，同时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如江豚——那是它们的繁殖栖息地。南部水域还有乌贼、海参、多种鱼类以及马蹄蟹等众多丰富的海洋生物。这些都说明香港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但由于航运交通繁忙，导致这些海域的保护规划被一再推迟。我们不能再拖延了，该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因此在2021年，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提出倡议，我作为顾问之一，也希望政府以及本地社区能够认真考虑、采取行动将这24%的香港水域划为保护区。这不仅有助于香港达成联合国标准，更将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环保形象。

我们需要加强公众教育，也要让政府明白：海洋和自然环境极其珍贵，它们是我们从祖先手中继承而来的，我们不能将其耗尽，也不能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改变，否则我们的后代将失去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使用权。

主持人 朱梓橦：

我完全认同教育在普及海洋保护知识方面至关重要。那么，您认为中国内地与香港应如何通过协作来弥合公众意识与教育方面的差距，并提升全民海洋保护意识？

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 王敏幹：

我认为香港与内地确实在这方面大有合作空间。以中华白海豚保护为例：香港早年率先设立保护区后，内地例如厦门、广西等地也相继以此旗舰物种为核心建立海洋保护区。除紧密合作外，两地还可以在观鲸活动方面深化协作，准确说是观豚，这始于香港且日益流行。如今在内地，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参与观豚等生态活动。以南京为例，当地通过推广长江江豚保护项目，成功使这类生态旅游日益普及。

但在海洋生态旅游方面，我们仍显滞后。我期待能在大连、青岛等小须鲸出没海域，以及广西北海市的布氏鲸栖息地，发展更多观鲸项目。这些项目都蕴含着发展“蓝色经济”的潜力，通过开展观鲸等生态旅游活动，既能教育民众、保护环境，又能为社区创收。

王敏幹：海洋颜色变化表明地球正面临气候与污染压力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再次向世界传递，海洋健康必须成为全球气候议程的核心议题。就在大会前夕，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发布了一项全球监测报告，报告指出，过去20年间，两极海域正日益“变绿”，而赤道附近则趋于更深蓝。

主持人 朱梓橦：

海洋颜色为什么在改变？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气候变化有关？

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 王敏幹：

水体的清澈程度会反映在颜色上，例如水呈绿色，说明其中含有大量沉积物；而呈蓝色或我们所说的“晶莹剔透”状态则意味着水质清澈。但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比如化学污染物的排放、塑料垃圾的增加，以及藻类大量繁殖，尤其是在海水温度升高的情况下，藻类大量繁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全球范围内赤潮爆发频率和规模都在持续扩大。这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结果。此外，人类的沿海开发活动也会增加海岸沉积物的数量。再比如，大规模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冷却水排放，我们实际上是在将热水排入海岸水域，这些项目的空调系统或海水淡化厂排出的冷却水不仅温度高，含盐量也高。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水温升高，从而进一步加剧藻华现象。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海水颜色，同时也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微塑料污染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化学物质、颗粒物及温排水等各类污染物排放，以维持海洋的正常状态。

制片人：王志江

编导：那可

编辑：那可